2019年5月31日，视觉文化工作坊在文学院304教室举行了本学期的第三次（总期第六次）活动，活动的主题是：“文学与图像”。此次活动特别邀请了南京大学文艺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宪章教授主讲，肖伟胜教授作为主持，工作坊全体成员和美术学院的部分研究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首先，赵老师界定了两个概念：1、视觉（文化）研究和图像（文化）研究的区别和界定；2、文学图像。对于第一个概念，肖老师认为视觉相对是一种感官（如视觉、听觉），从狭义上来说，视觉文化等于图像文化，但是从广义上来说，视觉文化要大于图像文化。但是，麦克卢汉认为，视觉文化还包括印刷文化，这样一来，视觉文化的范围就更加广阔了。同时，赵老师认为两者的所指其实是一致的，图像广义的对象就是视觉的对象，不包括诸如高山、流水这些自然和图像，自然图像一定是人为的。赵老师进一步提出他对两者进行区分的根本标准，即一说到视觉（文化）研究，这是心理学的，而图像文化研究，是符号学的。

接着，赵老师提出了对视觉文化的批评，他认为我们的研究应该落到看得见的东西、具体的文本之上，从这一点来看，视觉文化是高屋建瓴、悬空、形而上学的，始终在抽象的形而上学理论中盘旋。对于赵老师来说，他的研究出发点就是将研究落实到图像现象本身，视觉文化走的是一个悬空式的路子，要把它落到具体的文本才行。对于第二个概念的界定，赵老师坦言会面对很多路径，这里他主要提出两种路径去界定，第一种是动态（文学改编）与静态（传统的绘画）；第二种是从图像生成方面来界定，可划分为手绘图像、机绘图像和数绘图像。在此，赵老师指出，“娱乐至死”在80年代的时候只是一个隐喻，而到了现代却成为了一个事实。

接下来，赵老师提出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图像，第一种是诗与图，第二种是小说插图。除此之外，其实还有第三种文学图像，那就是书法（文学书艺）。此时，我们将书写更多当作艺术而不是工具，此处所涉及到的艺术/工具的判断依据就是去分辨它们是否是出于实用目的产生的。文学既是语言的艺术，又是文字的艺术，在书法上我们不再关注它写的是什么，而是关注书艺本身（或书迹本身）。

那么，具体的文学与图像，它的基本方法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文学图像与影视等图像艺术所使用的表意符号（载体）有什么不同？赵老师看来，前者用的是图像，而后者使用的是语言符号（语言的第一物质载体就是声音）。要深入文学图像的研究，就应该对这两种符号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比较的就是“象”（不可见的像），它不同于“像”，因为“像”是可见的。语言的“象”就是语象。“语象”是由新批评最先提出来的，但是一直没有非常详细的解释。赵老师认为所谓的“语象”就是索绪尔所说的声音的形象，即语言的第一物质载体，语言的能指，这是因为这个语言可以成“象”。比如一说“下雨了”，脑袋里马上会产生“下雨”的“像”，但是你并没有真的看到。这个“像”是靠“象”这一载体来传递的。这些声音只能表征自身，但是语言的声音不同，它可以表达非常复杂的表征，可以表征非常复杂的意义，甚至可以表征虚幻的、不在场的东西，比如说讲一个故事，红楼梦，不在场；讲一个不在场的朋友；鬼神故事，虚幻的，也都不在场。文学作为形象思维也好、形象艺术也好，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是怎样成像的，要首先看语言是怎样成象的。赵老师在文章《“文学成像”源自“语中有象”》中就曾提出，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字本身有象，因此才文学能够成像。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赵老师举了一个静观图像的例子——两个是典型的诗与图：《后赤壁赋》和《后赤壁图》。首先要把苏轼的《后赤壁赋》剪裁为“不能再小的单位”，然后对照乔仲常的《后赤壁图》，对比二者“单位”的异同。

赵老师讲解完之后，由不同专业的成员分别提出不同的问题，分别涉及中国的题画诗、从图像文化研究电影、诗歌的图像修辞，以及对图像文化与胡塞尔“图像意识”的联系。赵老师和肖老师分别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让在座的各位同学收获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