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2日晚，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书法研究所与西南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西南大学东坡文化月”系列活动之一“唐宋文化与苏轼书法”系列讲座之一“《法书要录》及其整理”顺利举行。本次讲座邀请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刘石教授担任主讲嘉宾，由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书法研究所副所长张兴成教授主持。讲座主要通过腾讯会议进行线上直播，同时，主办方在西南大学阅见书店组织了一批师生在线下集中观看。

本次讲座主要对《法书要录》的作者、内容、结构和文献价值，以及校理《法书要录》所采择的取校资料、所使用校勘方法和具体的校勘实例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阐释。

讲座开始之前，刘石教授对《苏轼书法全集》的即将发行表达了高度的肯定与衷心的祝贺，刘石教授强调，编撰《苏轼书法全集》是一项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的文化工程，是苏轼书法研究的里程碑，足以载入史册。

刘石教授首先对《法书要录》的编者和成书背景进行了介绍。《法书要录》是唐代中晚期书画史家张彦远纂辑的一部书学论著总集。张彦远（约815-877），字爱宾，出身于官宦世家、缙绅大族，其高祖父以下三代均曾官居宰相，父张文规曾任右散骑常侍、桂管观察使等职，时人对其家世有“三相盛门，四朝雅望”之评。张彦远的祖辈即热衷艺事，耽于书画购藏，而张彦远亦能承此家风，自弱年起“鸠集遗失，鉴玩装理，昼夜精勤，每获一卷，遇一幅，必孜孜葺缀，竟日宝玩”（《历代名画记》卷二《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因此“收藏鉴识，有一日之长”（《法书要录序》）。在勤于书画收藏和鉴识之外，张彦远亦好临池习书，其书迹今虽不存，而历史上不乏其善书的记载，如《宣和书谱》卷二十载张彦远“能文，工字学，隶书外多喜作八分”。总之，张彦远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和个人修养为《法书要录》的编纂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今本《法书要录》分为十卷，前九卷汇集自东汉至唐元和年间书法文献38篇，第十卷收录了王羲之和王献之书札458帖。刘石教授指出，其中收录二王书札的总数是经过重新计算与核实而得出的，相对前人的记载来说应当更为准确和可靠。

讲座进一步对《法书要录》的文献和史料价值进行了阐释。刘石教授以《法书要录》卷一《非草书》一文为例，细致地分析了《非草书》对认识汉代书法史、解读书法的自觉时代等方面的独特的参考意义。此外，卷一所收南朝宋王愔《文字志》虽然有目无书，但其目著录历代书家147人，有些书家姓名仅具此目，对补充秦汉魏晋书法史亦有一定的独特价值。刘石教授又从《法书要录》所收二王书札458帖谈到二王书迹的流传，通过分析唐太宗至唐肃宗百余年间二王书迹的留存数量，以及唐以后迄今二王真迹、摹本和刻本的存世情况，强调了《法书要录》所收二王书札数量之富，对二王生平及其书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刘石教授总结道，《法书要录》的价值略可比拟于文学史上的萧统《文选》，但研究却远不如《文选》之深细。

在对《法书要录》的相关情况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后，刘石教授就《法书要录》的整理情况进行了分享。刘石教授梳理了《法书要录》的版本系统，辨析了建国以来的四种点校本的不足，主要以范祥雍先生点校本中的失误和疏漏为例指出对《法书要录》进行再校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刘石教授对《法书要录校理》所使用的底本、通校本以及其它的参校资料进行了介绍，并从具体的校勘实例出发，为我们展示了校理《法书要录》的工作原则、方法、过程和最终成果，更进一步地阐明了古籍整理对文献传承和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

演讲完毕后，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书法研究所所长曹建教授对本次讲座的主要内容进行了高度总结，并与刘石教授就《法书要录》吴岫抄本的用纸、苏轼书论文献整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线上与线下的听众也积极发问，与刘石教授就讲座中的学术问题进行了探讨，互动过后，讲座在轻松和欢快的氛围中结束。